没有获得必要工作场所安全保障的张，在当地申请尘肺病认定，负有法定职责的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拒绝履职，导致张以手术打开胸腔取出病理证据的方式来证明职业病。
近些年来，公共政策在行政法学界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政策作为行政法的一类渊源和软法之治的手段，其重要意义日益显现。公共政策可以调整产业结构、调控房地产市场，可以促进公益事业、推进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险，可以激励科技创新、鼓励生态保护，甚至可以影响税的征收、老年人权益保护和刑事司法等广泛领域。
二、重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完善和发展法治，需要重新认识和调适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它们两个就像是精神与肉体是协调一致的那样。新中国建立初期废除旧法统后确立的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的原则，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变成了只依靠政策，而不需要法律，政策成了法制发展的难以逾越的屏障。经济权势集团游说决策者并左右决策从而俘获政府部门及其政策，已经不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公共政策过程的显著特征。毫无疑问，这对于全面理解法治和构建全面法治具有重大意义。
强调法律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并不意味着法律与其他公共政策的绝然分离甚至对立。千万不可胡思乱想，以为公正的法律和合适的国策之间会有什么抵触。商谈原则 诚如康德所言，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
{28}当然，哈贝马斯并不赞同把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道德与法律是同一条商谈原则D在不同领域中运用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法律以道德为基础，而是平行并列的互补关系。也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这些概念做出的适合于后形而上学世界的交往性改造。{48}权利体系既是具有事实性的社会制度又是被交往行动理论有效论证的规范性体系，合法性来自合法律性这个悖论于是被证明为不过是在一个误导性前提下的错误理解，这个前提就是：把法律系统想象成一种自我指涉并赋予自身以合法性的循环过程。因此,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中黑人奴隶、妇女等都不能够被称为主体，但可以被称为人。
与经验主体的内心世界一道，康德的这两个世界又回到了日常交往实践当中，成为多少具有世俗意义的共性假设，从而使得对语言的认识、调节和表现成为可能，还因此而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了联系。权利这一用语对当代人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对这个概念已经无须作进一步阐释就能正确使用。
这一法哲学研究倾向的最近发展则表现在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功能主义法哲学之中，即仅从观察者视角对法律系统做客观化的功能主义描述而不涉及参与者视角的规范论证。古典权利概念的历史语境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1）经济基础层面从前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16}为了确保主体生来（先天、先验）就具有的行动自由不至于在相互冲突的社会行动中丧失殆尽,社会契约论作为一个秩序井然社会的思想基础便孕育而生了。事实上，这一批判适用于所有的传统社会契约论，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哈贝马斯认为卢梭对社会契约的理解部分地采用了某种公共视角）的社会契约论都在逻辑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36}虽然如此，康德对政治哲学仍有卓越的贡献，他对自由的自主性本质的深刻把握使得那些仅仅把权利归结为功利、功能、利益的学说不能一马平川地削平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为人的尊严找到了一个合法牢靠的精神家园。以意识哲学为立足点，私人自主的概念才得以可能，由于每个主体{15}都具有认识能力上的平等性，个人就有充分的自由在社会中行动，只要其自由行动相容于其他主体的自由。{3}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2页。无论是以理解为取向还是以利益为取向，法律权利都确保法权人之间能够符合社会秩序的共同行动。
如果参与者再也不能依靠关于同质生活状况的先验沟通，那么，道德视角也就只能根据交往的前提而付诸实现。在政治整合领域，他一方面长期致力于为统一欧洲（欧盟）进行规范论证，另一方面则通过发表各类文章或参与德国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统一欧洲的建立。
他对现代强制法与国家权力有着与霍布斯同样清楚的描述。**陈伟，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14} 主观权利的本质在于主体性，即以笛卡儿为代表的我思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主体）在认识论意义上从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的思维方式。{5} [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第152页。也就是说，法权人可以仅仅出于外在的自由选择（而非内在的自由意志）而行使法律权利。三、权利概念的古典渊源 以德国民法学说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以主观权利为核心念的德国古典理性法传统。{47}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对权利体系的同等重要性使得有必要把法律主体理解为既是法律的承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制者，商谈原则与法律形式交叠形成的民主原则解释了内在于法律之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合法张力，一方面，借助于那些使各种平等的个人自由相容的强制性法律，这种权利体系尽可让以成功为取向的单个行动主体进行利己选择。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60～61页。
为了理解契约的意义并知道如何使用契约，他们必须已经能够自由运用彼此间的社会认知体制视角，而这种体制他们只可能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获得。{1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2页。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专制社会所作的这种辩护在当代语境下看来显然是问题重重的，姑且不论专制国家是不是有可能代表臣民的开明利益，公民们通过社会契约为何一定要选择专制国家这样的制度就缺乏论证，更不要说对公民概念的运用已经是在契约之后的社会语境中的理解了。‘赞成或‘反对立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事实。
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对社会契约的理解尽管在当代语境下还不完善，但比起霍布斯的论证方式,至少从自主性这个思路走下去大致总还是没错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的主体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转向社会状态下的订约人——否则的话，人类社会的形成倒真是和狼群的形成是同一回事了，完成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化，需要两个必要的交往性前提。
{30}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9页。南京：210093 {1}[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页。哈贝马斯对康德理论的继承与批判这两个纬度是在把康德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理论（社会契约论、法律实证论、系统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相比较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社会契约论代表了迄今为止影响最为广泛的对法律合法性基础的理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康德自己就是霍布斯的忠实学生。{27}简单说来，话语原则（商谈原则） D可以表述为，只有那些在实践话语当中得到所有当事人赞同的规范才可以提出有效性要求。
而在20世纪以来的当今世界,主体的范围显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以至于有些极端的生态哲学家已经把这一概念扩展到了非人类物种上（比如黑猩猩）。因此，自我立法的观念不再是单个道德主体的自我立法，而是作为主体间的公民们运用商谈原则的自我立法,而（法律）权利的逻辑起源正在于此，商谈原则应该以法律形式而建制化成民主原则的外形，而民主原则则进一步赋予立法过程以形成合法性的力量。
相反，在交往行动者的生活世界中,这一鸿沟被大大收缩了，变成摆脱了语境束缚并且具有超越意义的绝对有效性要求,与依赖具体语境并且具有行动意义的‘赞成或‘反对的实际立场之间的张力。哈贝马斯对这两者的论点都不赞同：前者对法律权利的理解使权利丧失了本应具有且不可或缺的独立性，从而使权利沦为获取特定利益的工具。
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此又一次表现出来，作为商谈原则的有效性与作为法律媒介的事实性，作为公共自主（人民主权）的有效性与作为私人自主（人权）的事实性在权利体系中被操作化了，即被法律规定为一些可操作的权利规范。这种观点将自己从创制和维持一套法律规则体系的有目的活动中孤立出来，而满足于描述这种活动据推定在其中发生的制度框架。
第一个前提是对相互性概念的把握，自然状态中的主体根本就不具备从他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的能力，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承认的基础上，而这一点却被霍布斯不自觉地忽视了，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中的主体已经预设了这种能力的存在,对此霍布斯并未予以论证。既然以德国民法学说为代表的私法体系的权利观的理论基础来自自由、自主这些德国古典哲学概念，那么如果离开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即普遍道德概念）来谈论权利、法律，就存在一种丧失根基的危险。这样一来，内在于法律之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自然就被消解掉了，因为主权者的权力（表现为法律规则）既然被定义为代表了公民（臣民）们的利益，那么它就不可能不合法。商谈原则要能够通过法律媒介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形式，只有当商谈原则和法律媒介彼此交叠，并形成一个使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互为前提的基本权利体系
为了理解契约的意义并知道如何使用契约，他们必须已经能够自由运用彼此间的社会认知体制视角，而这种体制他们只可能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获得。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行动自由，他的行动自由就是正当的，他就有权利去这样做。
因此，无论是人权还是人民主权、私人自主还是公共自主都不可能单方面支撑起民主法治国的规范性大厦，同样，仅依靠法律形式或仅依靠商谈原则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的主体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转向社会状态下的订约人——否则的话，人类社会的形成倒真是和狼群的形成是同一回事了，完成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化，需要两个必要的交往性前提。
也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这些概念做出的适合于后形而上学世界的交往性改造。{17}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50页。
